贝蒂娜·冯·阿尼姆（Bettina von Arnim，1785-1859）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，被誉为“德国第一位现代女性”。她不仅是著名作家和作曲家，也是社会活动家。她的交游广泛，其朋友圈既有歌德、贝多芬这样的文化名人，又有施莱尔马赫、格林兄弟等浪漫派作家，甚至包括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和卡尔·马克思。据考证，在流亡欧洲之前，马克思曾应邀造访贝蒂娜府邸，与之一同漫步，纵论时事。1848年革命前后，贝蒂娜发表一系列思想激进的政论文，被称为“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”——或许和当年的晤谈不无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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贝蒂娜·冯·阿尼姆（Bettina von Arnim，1785-1859）
贝蒂娜出身名门，具有惊人的艺术天赋。1806年到1808年间，贝蒂娜协助两位崭露头角的浪漫派诗人克莱门斯·布伦塔诺和阿希姆·冯·阿尼姆收集民谣——前者是她的兄长，后者是她未来的丈夫——后来他们将这些民谣汇编成册，取名《儿童的神奇号角》。其中一些民谣被古斯塔夫·马勒谱成乐曲，传唱一时。事实上，长期以来，这部民谣集也被视为德国浪漫主义时期音乐和诗歌风格的“试金石”。
1808年至1809年间，贝蒂娜在慕尼黑学习钢琴、声乐和作曲，师从音乐大师博普（Sebastian Bopp）。贝蒂娜在创作风格上独树一帜：她尝试将民间曲调与历史主题合二为一，通过对和声编排、乐句长度与即兴创作的革新，赋予作品以时代风格——她率先为浪漫派先驱荷尔德林诗作谱曲，取得了上佳的艺术效果。当时乐坛诸多名家如舒曼夫妇、门德尔松姐弟、李斯特及勃拉姆斯等对她的才华推崇备至。1853年，舒曼将他最后一部钢琴套曲《晨歌》（Gesänge der Frühe ）献给“至高的女诗人”贝蒂娜，后者在乐坛地位之尊崇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与她在音乐界的赫赫声名相比，身为作家的贝蒂娜在五十岁之前可谓籍籍无名。但谁也没有料到，她在1835年发表的处女作《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》（Goethe’s Correspondence with a Child）一炮打响，不仅在德国成为畅销书，而且被译成多种语言，在英法美（尤其是北美新英格兰地区）引发强烈反响。贝蒂娜本人在文坛声誉鹊起，但同时本书在评论界却横遭非议。
1830年代，法国国王查理十世一意孤行，大搞复辟，结果被革命群众推翻。暴乱情绪由法国蔓延至德意等国，欧洲政局急剧动荡。这也使得统治者大为恐慌，纷纷采取措施，进一步加强舆论管控。在哥廷根，包括格林兄弟（威廉·格林和雅各布·格林）在内的七位教授，联名抨击汉诺威新任国王奥古斯特企图废除宪法，结果教授职位被褫夺——史称“哥廷根七君子”事件。1835年，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强化出版物审查法令，违禁的作家或被判处监禁，或遭海外流放，一时人人自危，整个德国陷入万马齐喑的“可哀”局面。
贝蒂娜选择在此际发表这部“惊世之作”，的确寓含打破肃杀氛围、重新振奋人心的意味。此时距离歌德辞世不过三年时间，而歌德、席勒等文化巨匠合力开创的德国文化繁盛的景象却毁坏殆尽，且德意志民族不乏堕入民粹主义泥沼的风险，因此贝蒂娜相信，通过编辑、出版她和歌德之间的通信，可以让德国民众感受到诗人博大的胸襟和诚挚的心灵——即歌德所谓“精神活力”（Lebenskraft，或Vital Force）——它是狂飙突进运动的产物，更是德国历史文化的积淀。贝蒂娜坚信，“精神活力”是德意志民族之魂，唯有借助它才能唤醒民众，让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。
书信集主要收录两人1808年至1811年间的往来书信。贝蒂娜在书名中之所以自称“孩子”，乃是因为1807年两人初见之时，歌德（1749-1832）已年过五旬，而贝蒂娜才二十出头。后者猛然见到仰慕已久的偶像，既激动不已又惊慌失措。诗人请这位文学女青年“抛开拘谨”，于是她便一跃而起，盘坐于歌德腿上，双手搂定他的脖子，促膝交谈长达数个小时。据传记作家说，年迈的歌德由此“重现活力”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贝蒂娜的确可谓诗人的“孩子”。她的外祖母索菲·拉罗什（Sophie La Roche）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女作家，曾与歌德的导师维兰特（Christoph Martin Wieland）订立婚约——当少年歌德陷入“维特之烦恼”时，这名睿智的女作家赠予他若干忠告，对此诗人一直铭感在心。不仅于此，贝蒂娜的母亲在年轻时代也曾是歌德的一名“绯闻女友”，即便分手很长一段时间后，诗人对她依然难以忘情。有了这一层关系的“加持”，贝蒂娜的“撒娇”自然也就情有可原。
通信集广受读者欢迎，却遭到评论界严厉抨击。评论家发现书中部分内容——尤其是歌德对贝蒂娜的“迷恋”——纯粹出于后者的文学想象，书中抄录的十四行诗也不是诗人对她的致意和表白（相反，是歌德为另一位情妇、《亲和力》原型明娜·海尔茨利普而作）。事实上，时常对诗人“袒露情怀”的是贝蒂娜自己，据说，每当她开始表白，歌德就会拿出天文望远镜，客客气气地请她观赏“最新的天文发现”，以免双方尴尬。
自第一代歌德传记作家至米兰·昆德拉，几乎所有评论家（男性）皆以通信集中的“文学想象”部分为突破口，指责贝蒂娜“动机不纯”，试图通过攀附名人自抬身价。倒是现代派大诗人里尔克对女诗人惺惺相惜——他在论及贝蒂娜一厢情愿的“爱情”时指出，这种单相思在年轻而富有才气的女子身上极为常见：因为“这种爱情无需回报。它本身包含着召唤和回答，它自己满足自己”。用贝蒂娜本人的话说，“天使的一个园丁在世俗之人心里种下的爱情，根本不需要任何对象、任何回应（Gegenliebe）”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被她爱上的男人（如歌德）既不是爱情的原因，也不是爱情的目的。据里尔克研究，在贝蒂娜和歌德通信期间，她同时也给阿尼姆写情书（恰好是两人的热恋和蜜月期）。她在其中一封书信中写道：“真正的爱情，不存在所谓的不忠。”后者不过是世俗的标准，而她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充盈和丰腴。
1810年，贝蒂娜对歌德的“亲昵”举动引发歌德夫人强烈不满，二人发生激烈争吵，贝蒂娜的眼镜被当场摔碎。歌德调停无果，一番斟酌后决定与贝蒂娜“断交”。当然，这一事件只是两位作家决裂的导火索，而真正的根源乃是双方价值观的差异。贝蒂娜尽管出身贵族，但极具社会民主思想和悲悯情怀，相反，市民出身的歌德在魏玛长期身居高位，后来又通过魏玛公爵申请获得神罗帝国皇帝赐封，晋身贵族——这一阶层跃升对歌德的心态及处事方式皆产生较大影响。
歌德对王公大臣的逢迎曾遭到贝多芬讥讽——二人在共同好友贝蒂娜“撮合”之下会面，一开始相谈甚欢。但在去往剧院途中路遇王公车驾时，歌德退避道旁脱帽致敬，而贝多芬则傲然肃立，旁若无人。据贝蒂娜记述，大音乐家后来解释道，“世上贵族无数，但贝多芬仅有一个”，并对“庸人”歌德诚惶诚恐之状表示鄙夷不屑。对于这样的羞辱，歌德终生耿耿于怀，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：“贝多芬的才华令我惊异。遗憾的是，他完全是一个狂放不羁之人。”当然，更令贝蒂娜感到失望的是，在升任魏玛公国首席国务大臣后，歌德诗风明显发生改变——仅在1812年，歌德便先后创作《致奥地利皇帝陛下》《致奥地利皇后陛下》《皇后驾临》《皇后广场》以及《皇后的酒杯》等一系列“颂诗”，成为不折不扣的“歌德派”。
与之相反，贝蒂娜却以维兰德的国事小说（或称国家小说，如全面阐述维兰德对国家及民族问题主张的长篇小说《金镜》）为榜样，将目光转向社会受压迫民众和底层人民，为他们的命运和悲惨遭遇大声疾呼，其代表作便是1843年出版的《国王之书》（Dieses Buch gehört dem König）。
本书基于贝蒂娜对德国底层民众生活的观察和案例分析。比如她描述了在莱比锡和霍夫之间修建铁路的贫困工人，刻画他们“纤细而忙碌的手指”和“瘦骨嶙峋般的躯体”。通过这些观察描写，贝蒂娜试图阐明贫富差距是根深蒂固的“社会病”：因为社会分配制度不公，劳动并不能保证人民生活富裕。与此同时，金融体系保障的是富人的权益，因此富人常常忽视穷人的疾苦，对他们趾高气扬，漠不关心，极易造成社会的阶级矛盾和贫富对立。为此，贝蒂娜向国王建言，取消商品许可证制度——一旦民众无需“特许”便能自由买卖商品，则商品价格必然大幅下降：贫民不但可以得到廉价的商品，而且可以得到一份体面的营生。
针对手工作坊工人工作条件恶劣、工资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的状况，贝蒂娜敦促贵族发扬“仁爱之心”，正视穷人的辛勤付出与劳动价值，慷慨地付与他们相应的报酬；此外，她还疾呼革除阶层禁令，提倡社会各阶层自由流动，实现不同阶层的相互促进和融合，从而缓解社会矛盾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贝蒂娜关注的对象既包括饱受压迫的贫民，也包括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犹太群体，甚至包括以各种理由被羁押的狱中囚徒（尤其是因言获罪的政治犯）。她认为犯罪率的上升，政府难辞其咎——通常情况下，政府越专制，法律条文越苛刻，民众越无法控制自己，从而导致罪犯增多。因此，她主张彻底改革司法系统，旨在对罪犯进行改造而非惩罚，比如可以让罪犯接受各种类型的教育：不仅是实践教育，还有精神和同理心教育——这会将他们的破坏性能量转化为建设性能量。
贝蒂娜选择以公开信的方式“上书”国王，此举表明了她坚定的政治理念，即坚信公民有义务也有权力改革政治和改组政府。她巧妙利用政府允许的渠道，以大声疾呼的方式引起民众关注，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争取变革，而不是煽动革命或暴乱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贝蒂娜堪称现代历史上非暴力抗议的先驱——十九世纪中期，美国作家梭罗发表《论公民不服从》，无疑受到贝蒂娜的启迪和影响。
正如贝蒂娜在本书序言部分所说，尽管这是一部面向公众的著作，但她的目标读者只有一个，即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。作家希望凭借她和国王的私人友谊（威廉是贝蒂娜众多崇拜者之一），获得国王的公开回应，并以此让每位公民都意识到，国王并非高高在上的天神，而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——人人都可以接近国王，而不必担心遭到嘲讽、凌辱或被关押。然而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威廉国王似乎完全没有在意她的呼声——据说，他只是“草草浏览了一下她的著作”，简短地赞扬了贝蒂娜一如既往优美的文笔，随后便将“谏书”束之高阁。于是，这一位致力于“打破阶级壁垒，在各个层面都竭尽全力与偏见作斗争”的著名作家，她的一腔热忱，最终却受到令人心寒的漠视和冷遇。
但贝蒂娜不屈不挠。在此后陆续发表的《致解散的普鲁士国民议会》《幸运钱包的故事》等一系列作品中，她不仅持续为底层民众发声，更将目光转向政教纷争，大力倡导“灵魂自由”及政教分离——即灵魂不受政府和宗教干扰。她大胆声称，一国之公民的灵魂应该独立于自视甚高的制度权力。如此妄议显然超越了普鲁士王国划定的言论自由的范畴，当局自然不会坐视不管。不久，普鲁士地方法官以贝蒂娜开办的出版公司“逃税”为由，拟判处她三个月监禁（后经亲友合力营救，方被保释出来）。获释之前，贝蒂娜向法院作最后陈词，声称她举办公司和出版著作并非倚仗自己“系出名门”，而是渴望“获得人民的认可”。
贝蒂娜的言论也引起家人的担忧。她的哥哥克莱门斯写信责怪她，“看在上帝的份上，不要做多余无用之事，不要试图去预言未来，你知道……上个世纪的女巫都是因为愚蠢而受害，你要多加小心”。但贝蒂娜无怨无悔。在给克莱门斯的回信中，她坚定地写道，“叫我冷静是没有用的，冷静对我来说就像双手放在腿上，等待晚餐的肉汤一样……我的灵魂是充满激情的舞者，她会随着隐秘的音乐起舞，而这音乐只有我自己能听到……无论这世界规约如何，我都拒绝让他人统治我的灵魂”。在这封信的末尾，她不无骄傲地宣称，“生活上我不需要任何外力支持，我也不希望成为这种愚蠢偏见的受害者。我知道我需要什么！——我需要维护我的自由。为了什么？——为了能够遵从内心的声音”。
难能可贵的是，贝蒂娜不仅是语言艺术大师，也是行动的巨人。1831年，柏林霍乱病猖獗，她不顾个人安危，时常出入贫民区照料和救济病人。随后，在“哥廷根七君子”事件中，她为格林兄弟等人“重新上岗”四处奔走，不惜开罪宫廷贵族。1844年，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，她在报刊撰文，披露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，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忍饥受冻的穷苦人，并强烈呼吁立刻施行经济改革。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，贝蒂娜心灰意冷，退隐庄园，于1859年病逝。
在贝蒂娜身后，她的影响越过欧洲抵达北美。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爱默生在研读贝蒂娜作品后宣称，从一定意义上看，“她比歌德更伟大”。爱默生友人、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先驱玛格丽特·富勒（Margaret Fuller）将贝蒂娜的《歌德和一个孩子的通信》（连同《歌德谈话录》等作品）译成英文，使得德国浪漫思想像德国古典哲学一样在北美地区深入人心。深受爱默生启迪的诗人惠特曼则宣称：贝蒂娜的声望无需证明——“她自身便是她最无与伦比的作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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